多少人在刷屏時，真正讀懂了那個時代的農民？讀懂了他們的無奈？
似乎有些沒來由地，一篇平實樸素的文章《賣米》刷屏了朋友圈。
這篇寫于15年前的作品，因近日《當代》雜志公眾號重新推出，再次受到關注。其實，《賣米》2004年就獲得了北京大學首屆原創文學一等獎，但頒獎時作者張培祥已因白血病在一年前不幸離世。
《賣米》獲獎的2004年，正是“底層文學”勃興的年份。這篇小說，雖不被底層文學研究者提起，但它的力量并不弱于那些底層文學代表作。
是的，對它的批評是可以預見的，比如技巧上只是一篇習作，比如苦難堆積引起同情等等。對于這些指責都無需反駁，讀者能感受到它素樸的力量。因為它屬于別一世界。
我想，看罷這篇小說，大多數人的感受是感動，當年的編輯吳玄也被小說“文字的樸實和真誠”所感動。
小說“前面的話”中說 ：“這不是小說，里面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這一點，不說，讀者也能猜到，這樣的小說，沒有親身經歷，很難寫出那么深厚又內斂的情感，也呈現不出鄉村市場交易、農家生活等眾多逼真細節。
在這些細節中，有兩個細節，讓讀者難忘：一是米販子開價一塊零八一斤，母親堅持一塊一一斤，總共150斤米，相差也就三塊錢；二是回去的路上，瓊寶不慎顛出了一些米，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回家拿簸箕，為那幾粒米，來回走七八里路也在所不惜。這些細節，再加上母親賣米時的希冀與無奈，讀后讓人心酸。
小說并沒有刻意堆積苦難，而是通過生活細節“四兩撥千斤”，以賣米的杯水風波展現時代的冰山一角。這也是《賣米》不能僅僅停留在感動層面的原因。
關于《賣米》，有評論指出“《賣米》的讀后感不應該只是感動”。評論說“即使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真實的故事來讀，似乎也感動不起來”。為什么感動不起來呢？因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其“高論”是：母親賣米不成是因為“不肯通融”而錯失交易良機，“母親顯然缺乏市場交易的基本常識，而只是一味認死理，缺乏隨行就市的靈活性，最終自己的利益也沒有實現”；
而父親對米販子盤剝農民的指責是“幾千年落后的重農抑商思維”的表現。有人開出藥方——農民如果要想擺脫貧困，與時俱進，就應該“擺脫舊觀念，學會市場交易”，如此才能“駛上社會發展的車道”。
這背后的邏輯是：母親賣米不成是因為不尊重價格波動的市場規律，是因“落后觀念”致貧，不值同情；母親一旦學會“隨行就市”，“通融”地將米賣給米販子，掌握了“市場交易”，就會走上正路，擺脫貧困？
可是，在“市場交易”的教訓下，母親最后不還是“通融”了嗎？
第二天，她和瓊寶將擔著米走十多里路到鄉里，以一塊零五一斤的低價格將米賣給米販子。然而，瓊寶一家學會了“市場交易”之后富起來嗎？看好了父親的病了嗎？事實上，鄉村的市場交易存在了幾千年，哪個農民不懂市場交易？
問題顯然不在于“市場交易”，而在于米賤傷農。
回溯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的大幕在農村拉開，農民很早就邁出了市場化的步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糧食大幅增產，農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變。
隨后，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這段時間，隨著城市商品經濟改革啟動，農用工業品價格上揚，糧價下跌，對單個小農來說，包產的紅利逐漸消耗。隨后就是越來越凸顯的“三農問題”。
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總理的一封信，在全國引起極大震動。李昌平以自己作為一個基層干部的實際體會，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聲音。
《賣米》作者張培祥在上中學、大學和讀研這段時間（1991-2003），一定刻骨銘心地體驗了什么是“三農問題”。
她出生的1979年，農村已開始“包產到戶”，她去世的2003年，農業稅即將被取消，新型農業合作社和解決農民看病問題的“新農合”也于不久之后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出現，所有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農民的生活品質，改善了農村的面貌。但是，張培祥24年短暫的一生，可以說，大部分時間與中國農村發展最艱難的時期相重合。
《賣米》的寫作正是那個時代的折射。一方面，農業稅、提留款、統籌款等名目眾多的稅賦讓農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單個小農面對市場，壓力重重、風險重重。
單個小農是無法和米販子議價的，后者有著資本和運輸工具的天然優勢。從小說中可以看到，米市完全是買方市場，“愛賣不賣”，米販子給出一塊零八的一斤的價格已是高看母親一眼。但是《賣米》同時也提到，父親未生病之前，挑米去城里賣，可以賣到一塊五一斤。
同樣是150斤米，如果進城去賣（代價是，得挑著米擔走三十多里路），要比按一塊零五一斤的價格多賣出68塊錢。不過，進城的時間成本也很大，小農們折騰不起，他們不得不“隨行就市”，低價賣給米販子。
但是，如果農民們能組成一個合作社，借助“人多力量大”的威力，是可以聯合起來和米販子議價的，或者他們集資買一個三輪車之類的交通工具，進城去賣。這樣，收益無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這樣的思維，只能是基于現有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邏輯。在當時的背景下，個體的農民即便有這樣的意識，也缺乏實現的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
張培祥去世15年后的今天，鄉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農民組織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初步構建，農民種地不用擔心賣難，還有補貼；農業機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種地的辛苦程度有了很大的緩解；鄉村旅游、鄉村淘寶等多種思路拓寬了鄉村發展的路子，農民收入來源愈加多元。這和國家實力增強后對農村的反哺有很大關系。
《賣米》的故事，讓人唏噓不已。我們感慨，張培祥同學的英年早逝，無法見證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的嶄新氣象；我們也慶幸，《賣米》中呈現的場景已經越來越少；我們更要看到，農業弱質、農村落后、 農民弱勢的問題并未能從根本上予以解決。以及，從農村貧困家庭中，要走出一個北大學子越來越困難的現實。
振興鄉村，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
這才應是，“《賣米》的讀后感不應該只是感動”的真正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