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彬 徐旭初

摘 要：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是新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方向和重要內容。本文基于共生理論分析框架，建構了農業產業數字化的共生系統模型，并以甘肅省臨洮縣為例證，深入剖析了農業產業數字化的共生單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及共生環境。研究發現，臨洮縣依托“三位一體”綜合改革，應用“數字臨洮2.0”數字化服務平臺，成功打造出連續互惠共生的縣域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樣本，為我國(特別是欠發達地區)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發展提供了重要示范。然而，當前我國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仍面臨農業生產數字化程度亟待提高、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農業產業共生關系中權力固化、農業產業生態位攀升渠道狹窄等困境。今后，我國應進一步深化對農業產業數字化核心價值的認識，致力于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激活相關主體活力，并通過強化體制機制改革為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提供堅強后盾。

一、引言

當前，我國正處在信息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交匯期，而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無疑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方向和重要內容。“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實施“上云用數賦智”行動，推動數據賦能全產業鏈協同轉型；要加快發展智慧農業，推進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服務數字化改造。2021年7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也指出，“十四五”時期數字中國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便是“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要圍繞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大力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現代供應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核心競爭力。

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問題不僅是實務界(尤其是政府部門)為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亟待解決的要務之一，也是學術界日益關注的課題之一。一般認為，產業數字化是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業務進行升級，以提升產業生產效率的轉型過程[1];抑或是依托數字科技，將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對產業進行賦能，釋放產業潛在價值，實現對產業鏈全要素的數字化升級、轉型或再造。1有學者分析了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內部機理，如傳統服務業或基礎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產業轉型的數字經濟驅動邏輯。還有一些學者聚焦探尋產業數字化的實現路徑，具體探討了數字經濟時代我國以“互聯網+”為特征的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路徑。然而，針對農業產業數字化的相關研究相對匱乏，已有研究僅主要涉及對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難點梳理，抑或所在地區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的經驗介紹。本文認為，農業產業數字化即農業產業的生產、經營、服務的數字化轉型發展，換言之，農業產業數字化并不局限于農業數字化生產，而是農業全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當前，我國農業產業數字化仍處于初始起步階段，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引入共生理論分析框架，以甘肅省臨洮縣為典型案例，探討農業產業數字化互利共生的作用機制，并剖析當前我國推進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困境，進而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一)共生理論概述

共生(Symbiosis)概念起源于生物學，由德國科學家德貝里(H. de Bary)于1878年首次提出。德貝里指出，共生是指不同種屬的生物體生活在一起的現象[2]。雖然源于生物學，但自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學科交叉融合的推進，諸多社會科學領域，如哲學、社會學、生態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也紛紛開始引入共生理論對本學科議題進行借鑒分析。需要指出，首先將共生理論應用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是袁純清，其借鑒共生理論細致研究了小型經濟(即對中小企業在宏觀層面的統稱)[3],認為共生的本質是競合關系，通過合理分工獲得效益，并具有資源使用的循環性、上下游產業的關聯性、生產成果的增值性等重要特征[4]。

(二)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的構建

“共生”可被理解為不同種屬基于利害關系結成協作關系并保證自我實現的均衡，它蘊含了事物進化的基本規律[5]。對于農業產業數字化而言，其本身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是從對立競爭到和諧共生的演進結果，這與共生理論所強調的多元交互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有鑒于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共生理論視角著眼分析農業產業數字化議題，并認為農業產業數字化本質上是農業產業鏈中相關共生單元通過共生界面形成數字化協同發展共生系統的過程及其結果。

1. 共生單元。

共生單元是指構成共生系統的基本單位，負責生產和交換能量，為共生系統的協同演化奠定物質基礎并提供動力來源[3]7。從生態系統的視角看，農業產業鏈中的主要共生單元包括生產者(農業經營主體)、消費者(農戶、中樞企業、終端消費者)、分解者(專家系統、技術應用),以及可被視為“太陽能”的外部關鍵主體(政府、投資者、平臺企業等),其相互融合形成復雜多變的共生系統。因此，農業產業共生單元之間并不是簡單的機械組合，而是復雜的深度融合。需要指出，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相關共生單元的異質性較為明顯，因而導致各共生單元之間的利益訴求、生態位以及競爭策略均呈現明顯差異。

2. 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單元之間交換并傳導物質、信息和能量的方式及機制，為共生模式(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3]26。換言之，各共生單元之間所有相互作用關系端賴于共生界面才得以實現。本文認為，在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由各類傳導機制構成的共生界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技術驅動機制。

相比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數字經濟主要是由數字技術賦能驅動。當今世界，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數據正逐漸成為關鍵生產要素，數字技術已從效率提升的輔助角色演變為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面對不確定性的氣候變化和資源利用不可持續等威脅，加之農業產業的天然“弱質性”特點，傳統農業如何轉型發展成為當務之急。對此，數字技術創新或許就是重要的解決方案，換言之，數字化將是農業轉型發展的重要路徑。例如，通過建設和利用各類農業射頻識別技術(RFID)設施、農業傳感器設施、地理遙感設施、市場信息感知設施等，再應用大數據技術應用就能夠研發出各種精準農業模型與系統，由此可以實現用更少的土地、更節約的用水和其他投入生產出更多的健康食物[6]。

第二，組織融合機制。

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當前我國小農戶仍占營農主體絕對多數，農業從業人員的90%為小農戶，全國70%的耕地面積為小農戶經營。同時，隨著土地流轉費用剛性上漲以及農民非農收入日漸增加，“中農”或“大農”的生成面臨較多限制，因此，“大國小農”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依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小農戶能否有效進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成為決定我國現代農業發展成敗的關鍵所在[7]。需要指出，引導小農戶進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內涵發展之路，即圍繞農產品附加值提升而大力應用先進技術和設施設備(亦即前述的技術驅動機制);二是外延發展之路，即組織化創新，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農民合作社[8]。因此，農業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發展應當注重小農組織化，并在組織化小農基礎上逐步整合農戶自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基層政權組織[9],且通過數字技術手段打通農業產業價值鏈，構建農業縱向一體化產業發展模式。

第三，產業攀升機制。

組織總是存在于特定的外部環境中，組織與環境之間通過持續不斷的互動關系產生了生態位。借鑒而言，農業產業的生態位主要是指農業產業在持續與環境及其他相關經濟主體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動態性關系狀態[10]。一般而言，基于農業的先天性狀，現實中多數農業產業的生態位起點均較低。例如，水稻、小麥、大豆、棉花等大宗農產品，由于需求彈性較小，其產業化發展的初衷多是圍繞如何減工降本和提升產能。為此，農業產業的生態位效能提升可采用如下策略：一是根據農業產業的差異化特點，找尋定位利基市場(Niche),從而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并創造更高的效益；二是以消費者價值為導向，在更大范圍內探索尚未被發現和占據的潛在生態位(如農產品電商、產地倉等),通過創新客戶價值使之變為現實；三是通過技術、管理或服務等創新方式積極擴充農業產業的生態位空間，最終實現產業攀升。

3. 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或共生關系)是指共生單元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3]8。從組織程度和行為方式的組合來看，共生模式可細分為點寄生共生、間歇偏利共生以及連續互惠共生，其中連續互惠共生是最理想化的共生模式[11]。對于農業產業數字化而言，相關共生單元在從間歇偏利共生不斷探索走向連續互惠共生的過程中，其相互作用關系體現出如下特征：(1)長遠性。尤其是作為核心共生單元的地方政府，因其極具責任感和大局觀，不僅著眼于產業發展，更著眼于服務農民的根本宗旨，因此在政府主導下，地方的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規避短視行為。(2)演進性。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表現出鮮明的動態演進特質，如往往先從農業社會化服務(如農資服務、資金服務、農機服務等)的數字化轉型切入，然后逐步走向聚焦農業產業市場生態位攀升的數字化轉型過程。(3)整合性。正如前文所言，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首先是一個內外部組織(即共生單位)的融合過程，同時，基于數字化的核心特性——在線，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也是一個線上線下傳導及融合的過程。(4)開放性。不同于傳統農業發展，數字技術的應用和驅動將不斷突破農業產業共生單元之間的物理距離、行業界限、價值壁壘，因此數字時代的農業產業共生系統將體現出鮮明的開放性。

4. 共生環境。

共生單元的所有外部因素構成了共生環境[3]8。不難看出，良好的共生環境是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形成和發展的前置條件。一般而言，共生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對于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而言，其硬環境除了產業特性這一自然生態特征外，主要是指農業數字基礎設施。而軟環境主要包括相關制度環境(主要是法律法規)和相關共生單元(產業發展主體)的數字素養。其中需要著重指出，有兩大制度環境最為關鍵，即鄉村振興戰略和數字鄉村戰略。隨著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全面完成，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已成為新的“三農”發展階段(并將一直持續到本世紀中葉)。產業振興無疑是振興鄉村的首要途徑，而建設數字鄉村首先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的數字化發展。近年來，鄉村產業取得的長足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數字賦能帶來的農業全產業鏈競爭力的提升。

綜上所述，基于共生理論分析框架，農業產業鏈中的各相關主體(共生單元)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出于其利益訴求和生態位的差異，以及數字技術的滲透、應用，通過共生界面形成了相對理想的數字化共生模式，旨在構建一個共同進化、協同發展的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見圖1)。

圖1 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模型

三、臨洮縣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分析2

臨洮縣位于甘肅省中部、定西市西部，曾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六盤山片區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全縣總面積2851平方公里，共有18個鄉(鎮),323個行政村、12個社區，戶籍總人口55.49萬人，其中鄉村戶籍人口39.38萬人，總耕地面積180萬畝，農民人均耕地3.24畝。黃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流經縣內9個鄉鎮115公里，年過境水量43.7億立方米，水質優良無污染，屬國家一級保護水系。洮河灌區有效灌溉面積28.74萬畝，有洮河大型灌區和東峪溝、紅旗2個萬畝灌區，現代農牧業發展條件優越。依托洮河谷地良好的氣候條件，培育形成了馬鈴薯、蔬菜、養殖、百合、中藥材、花木林果等六大特色優勢產業，成功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全縣“生產+加工+科技+營銷”的現代農業發展格局初步形成。

2019年，即將脫貧摘帽的臨洮縣開始著眼鄉村振興，然而，產業振興卻成為了最大的掣肘。首先，臨洮全縣土地碎片化問題嚴重，戶均地塊分散。2019年，臨洮僅流轉耕地28.85萬畝，其中用于適度規模經營的僅為11.35萬畝。其次，小地塊也限制了機械化的大規模推廣。2019年，臨洮縣農作物機播面積為24.1萬畝，機收面積為29萬畝，分別占種植總面積的19.35%和23.29%。耕、種、收機械化綜合作業水平也不高，嚴重限制了當地馬鈴薯、中藥材、百合等主導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再次，近年來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臨洮曾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但合作社大多處于起步階段，作用發揮不充分、帶動能力不強。最終，農產品無法有效品牌化，再加上“農資下鄉”“農產品上行”鏈條尚未打通，村民的務農積極性逐步下降，并伴隨出現了村莊空心化等問題。此外，與土地同時失去吸引力的還有“村兩委”的功能。村黨組織政治功能虛化、干部隊伍弱化、黨員隊伍老化等問題突出。以上即為臨洮縣農業產業發展最為關鍵的共生環境。在此背景下，臨洮縣開始不斷探求農業產業發展的解決方案(共生界面和共生模式)。

(一)共生界面中的組織融合機制

首先，對于現代農業發展的規模化方向，臨洮縣委縣政府深刻地認識到，土地流轉不是現代農業規模經營的唯一路徑，亦可通過“小農家庭經營+社會化服務規模化”組織生產合作，實現產業規模經營。事實上，早在2014年成立全縣第一家農業社會化服務公司開始，臨洮便積極利用農機社會化服務作為“杠桿”來撬動土地整合，試圖解決土地拋荒問題。2015年，政府引導全縣分散的專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種養大戶等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組織(即核心共生單元)聯合起來，實現資源整合、優勢互補，讓農業產業發展實現規模化、專業化(即探索共生界面中的組織融合機制)。同時，在全縣323個行政村均由村兩委班子領辦創辦村級富民產業合作社，在流轉土地、良種供應、農資統一采購配送、農產品銷售等方面全面開展服務，有效促進了村集體經濟發展。2016年，在國家實施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之際，臨洮順勢構建起“縣供銷公司+供銷聯盟+村級供銷合作社”的供銷服務體系，成立了甘肅隴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將觸角伸向18個鄉鎮、323個行政村。針對農戶自行采購農資時質量無法保障、價格也相對較高的歷史性問題，臨洮積極引進云天化集團、史丹利農業集團等品牌銷售商，直接對接縣供銷聯盟企業，與縣政府簽訂團購直供協議，減少中間環節，降低成本，幫助農戶購買質優價廉農資。2017年，通過整合村級富民產業合作社、村級供銷合作社以及扶貧資金互助社，形成了“三社合一”功能完善的村級合作社聯合社。2018年，針對農業農村發展的資金瓶頸，臨洮縣成立金融工作辦公室，18個鄉鎮全部成立了金融工作站，323個行政村全部組建了由村黨支部書記擔任主任的農村金融工作室。

(二)共生界面中的技術驅動機制

隨著農業農村改革的縱深推進，補丁式政策的效用逐步遞減，部門間矛盾愈發顯現，為此，在前期針對生產、供銷、金融的部門化探索實踐基礎上，2019年9月，臨洮縣正式啟動農業農村“三位一體”綜合改革。同時，臨洮依托阿里巴巴釘釘系統搭建了“數字臨洮1.0”,即臨洮縣農業生產數字化服務平臺(即聚焦共生界面中的技術驅動機制),上線了農資直供、科技小院、數字農場、電商培訓、直播互動等服務功能，為農戶提供種子、農藥、化肥、農機等全品類農資和種養技術指導、電商培訓等“一站式”服務。2020年初，這一平臺又快速迭代升級至2.0版本，其服務項目由建立初期的3類12項增加到現在的5類30項，吸納各類市場主體入駐平臺，為群眾生產生活提供便捷高效服務，真正使“手機”變成了“新農具”,“上網”變成了“新農活”。

(三)共生界面中的產業攀升機制

2021年初，臨洮還與阿里巴巴集團專門簽訂了數字農業協議，建立了西北第一個數字農業產地倉。產地倉為電商創業者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務，能夠在農產品質量監管和線上銷售、區域公共品牌信譽度及價值提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以百合產業為例，以往臨洮百合都通過線下批發渠道銷售，長期面臨著優質不優價的困境。甚至有商家從臨洮進貨，然后打出“蘭州百合”的招牌銷售，而鮮有消費者知道自己所購“蘭州百合”實際上產自臨洮。基于此，阿里巴巴依托臨洮原有的物流園區、公共服務中心等場地資源，打造了“前店后倉”模式的產地倉，完善了當地的供應鏈體系。2021年初，臨洮發布區域公用品牌“臨洮珍好”,進入產地倉的百合產品均采用“臨洮珍好”的統一品牌進行包裝，自此，臨洮新鮮百合在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銷售額實現了爆炸式增長。可見，產地倉(以及區域公共品牌)成為了一個支點(即通過共生界面中的產業攀升機制),有效撬動了臨洮既有農業產業的生態位攀升。

概言之，在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銜接轉變的共生環境背景下，臨洮縣緊緊圍繞數字化技術開展農業農村改革，并以“三位一體”綜合改革為基本路徑，在有效整合縣—鄉—村三級核心共生單元的基礎上，引入阿里巴巴、云天化集團、農商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外部共生單元，依托“數字臨洮2.0”數字化平臺，成功打造出連續互惠共生的縣域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詳見圖2)。可以認為，“三位一體”改革在甘肅探索出了“臨洮模式”,并成為我國(特別是欠發達地區)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重要樣板。

圖2 臨洮縣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

四、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困境

“顛覆定律”指出，經濟社會的變化速度難以跟上呈指數級發展的技術[6]。誠然，近年來，我國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迅速發展，新技術及其形成的新業態對傳統行業形成了巨大沖擊，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由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型，而數字化所帶來的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也正在加快推動我國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從臨洮縣現代農業的發展路徑和取得的成效來看，數字技術的應用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產業的共生發展。然而，對于農業產業而言，由于諸多現實因素制約，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依舊面臨不少難點，而作為先行者的臨洮亦概莫能外。

(一)農業生產數字化程度亟待提高

不難看出，臨洮縣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形成的關鍵是“數字臨洮”平臺的應用，該農業生產數字化服務平臺旨在為農戶提供種子、農藥、化肥等全品類農資線上采購、農機服務線上點單以及種養技術指導等“一站式”服務，主要解決的是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的數字化問題。但是，賴于農業生產數字化的“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等問題仍然鮮有解法，因此其在農業生產前端的數字化應用(如農業物聯網)依然主要局限于臨洮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內部，廣大農村范圍的農業生產在先進數字技術應用方面依然是空白。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占農業全行業經濟增加值的比重為8.9%,相較而言，工業為21%,服務業為40.7%。可見，數字經濟在農業領域還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而據農業農村部發布的《2021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評價報告》,2020年全國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依然較低，只有22.5%,分區域看，東部地區為25.7%,中部地區為30.8%,而西部地區僅為19.6%。需要指出的是，農業生產數字化包括種植業數字化、設施栽培數字化、畜禽養殖數字化和水產養殖數字化等，在不同的農業產業之間，數字技術的應用也存在較大差異。換言之，農業產業的性狀不同，其數字化轉型路徑也不盡相同。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生產依然主要依賴傳統經驗，未能擺脫“看天吃飯”的局面，主要產業的生產數字化程度較低，缺少數據沉淀，且已有數據難以標準化。與此同時，農業數字化管理仍然缺位缺失，產業鏈數據孤島、農業信息系統煙囪式建設等問題突出，產業數據無法有效貫通和共享。

(二)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

自2015年開始，我國針對農業數字化發展制定了一系列促進性政策文件。相關政策的基本邏輯是“大力發展數字基礎設施→推廣應用數字技術→建立農業大數據體系”[6]。不僅如此，為了大力推廣農業數字化應用，中央政府在現代農業項目建設以及現代農業補貼申報方面將“數字化”作為重要考察指標。為此，不少地方政府開始積極研究制定適宜本地農業發展實際的農業數字化轉型方案。正如戴維斯和諾斯所言，制度變遷依賴于特定的制度環境，制度環境決定了制度變遷的外部利潤空間，也決定了外部利潤內部化的可能路徑[12]。

然而不難看出，目前我國各地如火如荼開展的農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在整體上并不能將其單純視為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不是農戶等基本主體自發的誘致性變遷，而應該被視為介乎兩者之間的內生需求誘導型制度變遷，其中政府主導依然是關鍵。從臨洮案例來看，廣大農民之所以愿意迅速接受和使用基于釘釘的“數字臨洮”應用，正是因為這一數字化應用首先針對的就是農民需要農資、需要貸款、需要各類在線生活服務的痛點，而且也極大方便了政府對農業農村的管理、治理。由此，我國農業產業的數字化發展從一開始就與各級政府部門衍生出十分復雜的聯系，可以預見，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政府在農業數字化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狀況將不會有較大的改變。而在政府主導的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中，也可能會出現諸如其他內部共生單元的內生動力相對不足、共生界面的調節功能減弱，以致各主體間合理分工所產生的共生能量不足等問題，這可能會限制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持續穩定開展。

(三)農業產業共生關系中權力固化

共生模式(關系)決定了農業產業數字化的深度、廣度和合作形式，也影響到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能量的生成與分配[11]。換言之，共生模式或共生關系問題背后其實即共生單元之間的權力分配及其維持問題。在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以村干部為代表的體制性精英，加上以村莊能人為代表的經濟精英或社會精英，再加上外部工商資本，很容易結成利益聯盟，他們很可能會共同壟斷政府主導下數字資源下鄉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村莊公共利益空間，最后形成固化的村莊權力結構、利益分配結構以及合法性排斥結構。因此，在農業產業數字化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普遍的“精英俘獲”現象，各共生單元容易陷入偏利共生關系中。

就臨洮案例而言，在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的基本單元——村社，全縣323個行政村的村黨支部書記需要同時兼任村民委員會主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村級產業合作社理事長、村級供銷合作社理事長、村農機服務隊隊長、村農村金融辦公室主任等六個職位，為此，需要合理看待村黨支部書記的權力結構及其作用發揮等問題。例如，村黨支部究竟是書記個人還是黨支部集體在起作用?村黨政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或下派機構的治理機制差異產生的矛盾如何解決?此外，對于農業生產的主導力量——小農戶而言，由于其數字素養相對較低，數字素養培訓提升相對困難，因此可能會阻礙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的有效形成及發展。

(四)農業產業生態位攀升渠道狹窄

農業產業鏈的兩端分別是生產和消費，相較而言，生產端仍然是農業產業鏈、價值鏈的核心，而市場需求(消費端)作為農業產業鏈的源動力，是直接影響農業產業化、數字化發展的關鍵要素。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農業產業鏈對市場需求愈發敏感和重視，當農業產業鏈與市場需求高度匹配時，“市場機會”將取代“市場需求”[13]。目前，農村電商不斷發展創新，從平臺電商到社交電商，再到內容電商(如直播、短視頻),在數字化技術的加持下，農產品銷售渠道不斷延展。但需指出，農產品上行渠道的寬度、暢通度等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農業產業的生態位攀升愿景任重道遠。例如，臨洮的特色優勢產業——百合，雖然在數字化賦能下百合產業已極速發展壯大，但百合品種單一、品種退化、連茬耕種導致產量下降，尤其是營銷仍處于粗放狀態(其中小百合終端市場壓價壓級嚴重，原產地價格機制尚未形成),其曾一度以“蘭州百合”的名義進行推廣，雖然目前已設計出區域公共品牌“臨洮珍好”,但市場知名度的打造仍需長期投入。

五、結論與啟示

(一)基本結論

毋庸置疑，數字技術正在滲透所有經濟和社會場域，作為應用場景，農業農村正成為“數字中國”的戰略要沖，“十四五”時期更是推進農業產業數字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基于共生理論分析框架，結合甘肅臨洮縣數字化服務平臺建設發展經驗，本研究表明：農業產業鏈中的各相關主體(即共生單元)在一定共生環境中出于利益訴求和生態位勢差，通過共生界面(內含技術驅動、組織融合、產業攀升三大機制)形成了相對理想的連續互惠共生模式或共生關系，從而實現構建共同進化、協同發展的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目前，我國的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十四五”時期將向加速階段邁進。應當認可的是，在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銜接轉變的歷史關鍵期，作為欠發達地區代表的臨洮縣，緊緊圍繞數字化技術開展農業農村改革，以“三位一體”綜合改革作為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基本路徑，以村社為核心共生單元，自上而下規劃建設“數字臨洮”線上線下融合服務平臺，成功打造出高效、穩健的縣域農業產業數字化共生系統，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

(二)政策啟示

第一，應從加快推動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以及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角度去認識農業產業數字化的核心價值。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技術進步，而現代農業技術的每次演進都離不開信息技術的強力支撐，為此，信息化、數字化已經成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2019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進一步明確指出，要著力發揮信息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信息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第二，應大力推進農業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從信息化、數字化應用的開發和普及方面落實農業數字化的關鍵功能，通過“新基建”推進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并推進農業數字化服務平臺和農業大數據平臺建設，引導各類涉農、營農主體接入平臺和采納數字化應用場景。力爭快速部署以“新一代移動通信、云計算和大數據”為核心的信息基礎設施、以“數字供應鏈”為核心的物流基礎設施、以“金融科技”為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形成縣域農業產業的數據驅動局面，提升農業生產和服務的數字化水平。

第三，應通過農業組織化促進農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農業組織化創新讓小農戶有機融入農業產業數字轉型過程，通過小農戶的組織化，提升小農戶的市場談判地位，并從組織中分享數字轉型紅利。但需要注意，在長期“大國小農”基本國情農情背景下，農業數字化轉型雖然能夠助力提升農業生產率，但也可能導致或強化各類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小農戶可能會被加速排斥。為此，在積極拓寬非農就業渠道的同時，還要強調數字技術應用的可得性和包容性。

第四，應努力激活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主體活力。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是一項以融合共贏為目的的耐力賽，只有通過共建共享共生構建起廣泛聯盟、合作共贏的跨邊界融合生態模式，才能真正實現農業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因此，面對種類多樣、紛繁復雜的共生單元群落，應深挖產業數據價值，實現農業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之間的深度融合，并利用大數據等新數字技術和工具，著重提升共生系統內的協同治理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對于打破不同行業、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將產生極大幫助，因此，對于掌握關鍵數據的關鍵主體(如政府、數智企業),要慎用數據治理權力，尤其不能將數據治理異化為針對其他主體的控制手段。

第五，應強化體制改革，為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提供堅強組織后盾。農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是關系當前及未來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工程，數字化轉型意味著原有農業生產、經營、服務及治理方式的升級，過程中必然有阻力、有困難。因此，首先要在中央政府層面建立完善事關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配套法律法規體系(如農業基建、產業促進、人才培訓、優惠政策、資金保障等);其次，政府、數智企業、高校院所、產業基地等活躍主體可以聯合開展農業產業數字化相關規劃、部署、研究、試點、推廣、組織實施和動態評估等工作。此外，還要將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權責落實到縣一級政府。只有在縣一級政府大力推動、數智企業廣泛參與下，才能讓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真正滿足涉農企業、小農戶的真實需求，為達成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服務。

參考文獻：略

原標題：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共生系統及其現實困境——基于對甘肅省臨洮縣的考察

作者簡介：吳彬，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講師;;徐旭初，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浙江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實踐模式及其運行機理研究”(20NDQN288YB);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快數字鄉村建設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研究”(21ZDA03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關計劃項目“浙江數字鄉村發展的機理、模式與實現路徑研究”(2021GH001);

來源：《學習與探索》期刊